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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而法律系统的唯一功能，就是通过规范性期望的反身形式(对规范性期望的规范性期望)，形成特定的时间拘束，从而成为社会重要的信任机制。

而法律系统的唯一功能，就是通过规范性期望的反身形式(对规范性期望的规范性期望)，形成特定的时间拘束，从而成为社会重要的信任机制。

特别对立法者和法治布局者而言，尤为重要。在思维根据上，无论法律思维，还是法治思维，皆是根据法律的思维，而不是超越法律的思维。

这是因为：其一，现代社会的社会关系越来越陌生人化，这使得熟人间靠传统亲情伦理、宗族规范、社会习俗以及自我道德这些具有明显内部性的自约束机制大为松弛，人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外约束机制——法律。离开了社会群体，所谓自我和主体都无从谈起。因此，它就逃离了常规治理的思维领域，而以判断是非作为其思维的主要取向。常言道，没救济就没有权利。如果义务缺席，则意味着与之息息相关的秩序之缺席。

国家治理，既需要关注并培养所有主体（普通公民、法人、社会团体、公职人员等）的初阶法治思维，以确保人们行为对法律和法治的依赖，确保人们参与国家治理的法治取向。在我国，古老的殷商文化及其统治，就是一种典型的神权——鬼神化的统治模式。由于被告人己经认罪悔罪，并履行了和解协议中的民事赔偿义务，因此，法院不再将定罪问题作为法庭审理的重点问题，而主要关注对被告人的刑事处罚问题。

这种从公正审判理念中脱颖而出的法律价值，对于审判以外的程序和形式化的审理程序，都难以直接适用。对于这种建立在非对抗性司法程序的价值问题，传统的程序正义理论显然不再完全适用。假如没有自由选择权，那么，程序正义就具有压迫性的力量，公正审判就有可能成为强权的代名词，而被追诉者将失去进行自由选择的意志、自由。经过对刑事和解进行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司法机关确认刑事和解的合法性的，即可作出宽大的刑事处罚。

但是，司法改革决策者在推进审判中心主义改革的同时，还提出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改革方案。但是，司法实践的经验却表明，无论是在认罪认罚程序还是在刑事和解程序之中，法院仍然要举行法庭审理，被告人无论是选择认罪认罚，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还是与被害方达成刑事和解协议，都要出自真实的意愿，获得律师的有效帮助，并积极参与庭审过程。

5.最低限度的参与性 参与性是传统程序正义价值的核心要素。从历史上看，无论是英国自然正义的两项法则，还是美国宪法中正当法律程序的具体条款。相对而言，被告方所获得的实体收益则是宽大的刑事处理。又如，程序本位主义理论曾认为法律程序唯有充分体现诸如参与性、中立性、对等性、合理性、及时性、终局性等公正审判的标准，才能维护被追诉者的人格尊严和诉讼主体地位。

这是因为，无论是检察机关与被追诉者的协商，还是被害方与被告方的协商，都不可能对案件的实体裁判结局进行随心所欲的处分和妥协。这是它与传统的程序正义理论所存在的实质差异。这种诉讼程序遵循教育、感化和挽救相结合的理念，注重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和教育矫正，追求保障未成年人尽早回归社会的目标。本文认为，传统的程序正义理论主要适用于对抗性司法程序之中，可被称为对抗性的程序正义理论。

这一程序的核心是刑事和解协议的形成过程，这也包含着两个程序环节：一是被害方与加害方通过协商达成刑事和解协议。协商性的程序正义价值要求被追诉者在放弃公正审判权利方面，必须出自真实的意愿。

协商性程序正义理论注重协商性法律程序的自主性意义，强调通过控辩双方的对话、协商和妥协来直接影响，塑造甚至决定最终的裁判结果。至于2014年以来，随着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启动，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出现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动向，法院为此推动了庭审实质化的改革。

这种论断显然有些过于自信了。要有表达真实意愿的机会，并使得这种表达得到司法审查。放弃程序正义价值，意味着被追诉者不再行使各项体现程序正义价值的诉讼权利。在这一方面，程序工具主义理论提出的程序公正是实现结果公正的手段，这种断言就显得过于自负和武断了。而且，在被告人同时存在坦白、认罪认罚和自首情节的情况下，司法机关也不能进行重复性评价，而只能按照最有利于被告人的某一情节作出宽大处理。还有学者认为，公正的程序与公正的结果是密不可分的，一种公正的审判不一定能实现正确的裁判结果，却有助于实现裁判的公正性。

(三） 结果公正有客观标准吗？ 传统的程序正义理论认为同时存在着两种独立的价值：一是过程的公正性，二是结果的公正性。对于涉嫌犯罪的企业而言，选择合规不起诉程序，意味着放弃了无罪辩护的权利，甚至放弃了法庭审理的机会。

五、协商性程序正义价值的根基 与对抗性程序正义价值相比，协商性程序正义价值具有不同的内涵和构成要素。相比之下，在辩护律师参与的案件中，被追诉者可以提出更为有力的诉讼筹码，可以从定罪标准、非法证据排除、量刑均衡、量刑指南的运用等多个方面，提出强有力的辩护意见，迫使检察机关作出诉讼让步，提出最为宽大的量刑方案。

根据即时履行的原则，对于加害方认罪悔罪并履行了民事赔偿义务的，法院会依法作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刑事处罚的裁决。而在协商性司法程序中，这种程序正义理论并不完全适用。

而在刑事和解程序中，凡是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案件，被害方所获得的实体收益是通常远高于附带民事判决标准的民事赔偿，加害人真诚的认罪悔罪和赔礼道歉，以及确凿无疑的定罪结局。只不过，相对于对抗性的程序正义价值而言，协商性的程序正义更加强调被追诉者通过协商来参与对诉讼结果的影响和塑造，并在公正程序和理想结果之间进行理性的选择。相反，在协商性的程序正义理论中，被裁判者放弃了诉讼对抗的机会，被追诉者放弃了无罪辩护的权利，控辩双方选择了合作、对话和协商，通过互谅互让的谈判，作出必要的诉讼妥协，有效地参与了对诉讼结果的塑造和决定，成为自主地决定案件结局的诉讼主体。例如，程序工具主义理论曾强调过法律程序的工具和附庸地位，也就是程序对于公正结果的保障作用，而协商性的程序正义理论则认为，根本不存在绝对客观的公正结果，控辩双方通过自愿协商和达成协议所形成的结果，也就是可以接受的公正结果。

例如，诉讼效率下降，案件久拖不决。四是诉讼结果上的获益性。

在控辩双方达成合意并接受法庭形式化审理的程序中，协商性程序正义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价值评价标准。我们可以将程序的可弃权性、弃权的自愿性、可协商性、可收益性和最低限度的参与性作为评价这种程序是否公正的标准。

这种诉讼弃权的自愿性就成为评价这种程序是否公正的重要标准。这显然体现了一种基于诉讼参与的诉讼主体性。

被追诉者假如要放弃上述正当法律程序及其相关程序保障，就可以通过辩诉交易选择有罪答辩，放弃陪审团审判的机会。这种假定的前提是，经济人具有他所处环境的完备知识，有稳定的和条理清楚的偏好，有很强的计算能力，从而使其选中的方案达到其偏好尺度上的最高点。而所有这一切，都可以换取最大的诉讼收益，也就是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使得企业最终被宣告无罪，因此，与检察机关就合规问题展开的协商以及诉讼说服活动的充分性，就成为涉案企业自主地控制诉讼结局的关键环节。在一定程度上，未成年嫌疑人、被告人供认犯罪事实的案件，最典型地体现了这种特殊诉讼程序的理念和原则。

这种认罪认罚程序的实质，在于确立了检察机关与嫌疑人的控辩协商机制，使得双方通过对话、协商和妥协，达成一种量刑协议，以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方式确立下来。(二）基本要素 传统的程序正义价值体现在对抗性司法程序之中，强调诉讼过程符合正义的标准，具有参与性、中立性、对等性、合理性、及时性、终局性等基本构成要素。

为回报被告方的善意，被害方则要向司法机关提出宽大刑事处理的建议，或者放弃对公诉程序的参与。又如，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法庭审理中，法庭根据社会调查报告、被告人认罪悔罪的情况以及法庭教育情况，对被告人作出适度的宽大刑事处理。

有些法院基于对检察机关所提出的精准量刑建议的反感，有时会拒绝采纳这一量刑建议，并作出更为严厉的刑事处罚。协商性程序正义所体现的通过协商塑造诉讼结果的理念，在这种程序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也可以成为评价这种程序是否公正的重要标准。